我国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 看敌我双方是如何用兵布阵的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对战略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它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组织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4个月零19天，歼灭敌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它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从此，国民党政权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国民党军队惨败的原因是多方面，但作为主帅的蒋介石在指挥上发生一连串失误，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而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下，通盘战略筹划与完整部署，谱写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正确把握决战时机

战略决战是检验军事统帅战略眼光、驾驭复杂局势能力及决心和意志力的最好试金石。国共双方统帅的个体差异与双方的成败得失紧密相连，即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体差异导致了二人在大决战中的不同表现和最终命运。

从三大战役中看敌我双方用兵布阵

1946年，毛泽东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认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里只有苏联能够和美国叫板。

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经过1年的英勇作战，人民解放军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已经完成，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风起云涌。可以说，全国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均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及时洞察到这一点，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作出了战略决战的重大决策，把大决战的第一站放在东北战场。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综合战争力量的对比上已处于不利地位。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在经过了一段酝酿和准备之后，1948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确定了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方针，决定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歼灭国民党军队主力。三大战役随即拉开帷幕。面对这样一个拼国家、军队命运的决战，国民党军队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呢？叶剑英有一段讲话，他说：最有利的方针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国民党军起义将领郭汝瑰在一篇题为：《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说，这时，蒋介石对解放军战略决战的方针茫无所知，“对全国性战略未作决策 ”，完全处在盲目、迟疑和举棋不定的状态。国民党军将领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这样讲：早在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即将结束时，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鉴于蒋军在东北处于劣势，曾建议蒋介石“撤离全东北”，但蒋“为顾全他个人的尊严, 顾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政治压力”，同时对于东北兵力对比心存侥幸，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中指出：直至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仍确定了“坚持沈阳到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就在他制定这个计划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已在执行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以主力南下北宁线，锦州已危在旦夕。这时候，蒋介石要把国民党军队撤出东北，已经来不及了。

三大战役战略形势图

抓住作战契机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序幕。战略进攻开始后，我军经过一年英勇奋战，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共歼敌152余万人，攻克城市164座，建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解放区，收复和解放了西北、东北、华东、华北的广大地区。

此时济南成了毛泽东的第一目标。济南战役揭开大决战序幕。毛泽东明确规定，整个济南攻城由许世友负责，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毛泽东命令粟裕指挥全军主要打援，粟裕以20多万人准备打援，十几万人攻击济南，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准备，于1948年9月16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8天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两万余人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周恩来后来讲：“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毛泽东的战略决择绝非偶然。叶剑英的回忆说：“毛泽东在紧紧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紧接着，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确定，将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发起辽沈战役。针对敌军据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的态势，党中央决定我军首先攻取锦州，因为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东北的大门。这样既可以粉碎敌人妄想以长春牵制我军南下，来掩护沈、锦之敌南撤的计划，又可以吸引长、沈之敌来援和分割敌军东北战场与华北战场的两个战略集团，有利于战役发展，以便达到我军全歼东北敌军的目的。

中共中央军委在给东北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的电报中指出：“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根据这一作战方针，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0月14日向锦州发起猛攻，经过31小时激战，锦州获得解放。这样，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便为我军掌握，随即迅速解放长春和沈阳，整个战役从9月12日开始集结军队到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前后经过52天便胜利结束，共歼敌47.2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接着，毛泽东便决定组织发动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共分三个阶段进行，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前后历时65天，敌我双方集结了将近200万兵力，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经过我军的浴血奋战，共歼敌55万多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完全处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呈现出一片混乱。蒋介石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当时香港的《文汇报》透露:“据总统府卫士传出，蒋不时以拳击桌，用脚踢人，连宋美龄亦不能幸免。”

2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约15万人，以及部分地方部队与华东野战

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党中央于12月上旬又组织发动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政权既想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又想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 援华东战场,以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同时,华北敌军集团本身又有西撤绥远的企图。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据此,中央军委制定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待部署完备,再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

12月中旬完成全局部署后,即集中优势兵力,先后围歼了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接着于1949年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余人，解放了北平的门户天津。至此，北平20余万守敌，被关上了海上逃跑的大门，切断了西窜绥远的道路，在我军严密的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由于我方的努力争取，经过谈判，北平守敌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我军于1949年1月31日进入北平。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历时5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集思广益赢得胜利

在制定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时，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坚持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在辽沈战役中,尽管东北野战军指挥员曾提出过错误的作战方案，但对他们的正确意见仍加以采纳，如攻占锦州后，改变了进攻锦西、葫芦岛的计划，而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这样就使辽西歼灭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11月7日华东野战军粟裕、张震等分析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11月9日深夜，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明确提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淮海战役的作战总方针（即后来毛泽东在11月23日致中原、华东领导人电报中提到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最终确立。

庆祝华北解放

在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原计划先攻取塘沽，而前线指挥员邓华则认为首先围歼了新保安、张家口之敌。毛泽东同意了这一意见。有时为了择取最佳作战方案，上下级之间还进行了激烈地争论，如淮海战役期间，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毛泽东计划接着歼灭李延年兵团，而前线指挥员邓小平等则认为应先攻打黄维兵团，这样对整个战局的发展有利，最后毛泽东同意了邓小平等前线指挥员对战场形势的判断，按照他们的意见取得了全歼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重大胜利。

原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后来回忆说：“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

而蒋介石却是一意孤行使淮海战场、平津战场的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灭顶之灾。在淮海战场方面，国民党军事当局对这一地区战事的考虑是比较早的，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说：蒋介石不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而是决意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主动攻击解放军。”

早在1948年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一个机动出击的作战方针，决意与解放军决战或寻歼解放军一部。这一方针使徐州国民党军主力处于战略进攻状态，在当时形势下“机动出击”等于上门找死。但济南失守后，蒋介石竟决定采用这一方针，批准了杜聿明根据该方针拟定的“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

可就在这时，解放军已遵照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开始行动。而蒋介石正痛心于锦州、长春的失陷，一头扎在北平指挥东北国军作困兽之斗，刘迫在眉睫的淮海大战毫无准备直到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蒋介石才清醒过来，慌忙飞回南京，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他万万没有想到，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离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只隔3天，刘峙集团即使两肋插翅，也难飞出徐州地区了。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刘峙连电告急，蒋介石才正式下令各部队开始行动。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军各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即被逐个分割包围，无法机动，直至被歼灭。

陈诚

发挥一线指挥作用

在战役战斗中，毛泽东通常更关心大战略大问题，基本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应该怎么做，更不会越级去干预前线将领的具体行动。

张震回忆道：“毛主席十分重视了解下情和发扬集体智慧，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意见，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他们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更好的贯彻，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参谋长李达评论说：“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蒋介石严谨刻板，注重细节，常常越级指挥、一插到底。在三大战役中用非所人，也导致战役失败的重要因素。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虽然总长当得一塌糊涂，仍委任他为东北行辕主任，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陈诚到东北胡作非为，立即排斥异己，撤换了一大批部队长，气得许多部队要投奔共产党。紧接着,在东北野战军秋季攻势、冬季攻 势中丧师失地，丢掉四个军，连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新编第五军也被彻底歼灭。陈诚又把责任推到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头上，致使廖在东北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上被蒋介石痛骂。

辽沈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极度担心锦州失陷，命令卫立煌派主力出辽西解锦州之围。这时，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部署在新民、黑山地区，正等待国军主力出辽西。卫立煌考虑到地形、态势和兵力悬殊等实际情况，担心自己一出辽西即会被解放军歼灭，不同意蒋的作战方案。但蒋介石不考虑实际情况，一意孤行，亲自飞到沈阳，训斥卫立煌“不想打仗，想避免战斗。”并甩开卫立煌单独给廖耀湘下命令，强迫主力出辽西。结果，辽西兵团出沈阳不远即遭到打击，伤亡惨重。锦州失陷后，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回师攻击辽西兵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本应迅速令辽西兵团撤回沈阳，但他顽固坚持反攻锦州，不顾前线将领一致反对，强令辽西兵团西进夺回锦州。双方争执了5天，致使辽西兵团滞留新立屯地区，陷入解放军包围，最后被全歼。

蒋介石的这种指挥方式和用人方法，违反军队层次领导这一重要原则，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他的决定指示，完全把自己降到战区指挥官、兵团司令官甚至军长、师长的地位，这种越级指挥的作风，给部队指挥关系带来了极大破坏。他喜欢玩弄权术，搞小圈子。这种做法的直接危害是他自己，使指挥梗塞。同时，也使下级同僚之间封建帮会派别纠纷错综复杂，将领之间互相疑惧，紧要关头，难以统一指挥。如此状态，岂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