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龚自珍的个人资料

龚自珍，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住在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龚自珍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他生在由盛而衰的清王朝，死于中国封建社会衰败、没落，降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折点。面对“衰世”，他忧国忧民，指陈时弊，要求革新，是“改朝换代”的变革者，成了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声。他批判西汉以来的“五行传”和“天命说”，要求个性解放，提倡变易，憧憬新生，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因素。

“家住钱塘四百春”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公元1792年,龚自珍出身于杭州马坡巷一个仕宦家庭。他的先人随宋王朝的南迁而来到江南,先到余姚,再迁杭州,到了他这一代在杭州居住已有400年历史了。他的《己亥杂诗》中就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句。龚家至少从六世祖起,世代为官。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自己这三代,在京城当官已有百年之久。

杭州马坡巷是龚自珍的出生地。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童年时的龚自珍常到西湖边玩耍。月明星稀的一个春夜，十来岁的龚自珍曾到西湖六桥凭栏吹笛,唱起苏东坡的《洞仙歌》，观者无不惊喜。二十多岁时,他与妻子泛舟西湖,写了一首词《湘月·天风吹我》，寄寓满腔抱负。只两年之隔,他妻子死了,他送亡妻的灵柩归葬西湖茅家埠,用相同词牌写下《湘月·湖云如梦》，其内心豪情与忧患不平之气纠缠在一起。

直到多年后,他辞官南下,回到久别的故乡杭州时,他陪同老父亲去钱塘江观潮，无限感慨地写下了诗句：“踏遍中华窥两界,无双毕竟是家山。”世事沧桑,乡情毕竟是最难割舍的。

“少年《尊隐》有高文”

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年代里，龚自珍“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忧国忧民呼吁变法,指陈时弊,要求革新,发出了我国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

当他在西湖写下《湘月》词的时候,他还写出了《尊隐》、《乙丙之际箸议》25篇。以后,又写了《平均篇》等文章。这些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成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了告别“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他借用《易经》中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

他对自己年少时写的《尊隐》这类文章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杂诗》中还有“少年《尊隐》有高文”的诗句。但他的朋友们却时时为他担惊受怕。“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说的就是好友庄绶甲担心他以文惹祸,劝他删去乙丙杂文中那些锋芒毕露的观点。连他的挚友魏源也写信劝他,不要在酒酣耳热之际放言无忌,以免遭到不测之祸。朋友们言辞恳切,完全出于对老友安危的担忧。但龚自珍哪里听得进,他还是我行我素,发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诅咒。

痛说病梅析病根

康有为曾推许龚自珍的散文是“清朝第一”；谭嗣同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千年暗室,唯有龚自珍、魏源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他们夸奖的当然不仅仅是龚自珍的文采,更主要的是作者的激进思想。1839年龚自珍写的著名杂文《病梅馆记》，就是一篇讨伐科举制度、剖析时代病根的檄文。

《病梅馆记》痛斥“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从而“江浙之梅皆病”的时代病根。与后来的315 首“己亥杂诗”一样，这些诗文正是龚自珍自己一生命运的见证,有其自己的切身之痛。

龚自珍是一个科场不得志的读书人。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第，27岁那年才中了个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30岁时才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38岁那年,他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第95名。在殿试的策论中,他提出了革新的主张,中了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它却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合程式,深层的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时代的冲突。

龚自珍从江浙病梅的遭遇中，看到了中国所有读书人逃避不了被这个皇权专制体制修剪的命运。他比其他人更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皇权专制对天下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受到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的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所以他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目的就在于让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

临别赠序送林公

林则徐比龚自珍年长七岁,与龚自珍的父亲是同僚。徐龚二人早就相识,在京城时多有交往。他俩与一批京城士人常常聚会,研讨学问,议论时政,交情颇深。

1838年,林则徐受封钦差大臣南下广东禁鸦片。龚自珍曾想随同林则徐参加禁烟运动。结果由于“事势有难言者”而未能成行。临行时,龚自珍送给林则徐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还赠了一方砚台,作为临别留念。

林则徐珍惜龚自珍的两件赠品。这篇赠序,他在南下的途中读了,当即给龚自珍写了信,说：“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充满着感佩深情。

而那一方砚台,是精致的紫端砚台,背后刻摹着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作为砚铭。龚自珍希望林则徐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使中国早日“晴明”起来。林则徐领情了,一直把这方砚台珍藏在身边。1841年,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发配新疆伊犁。他还是带着这方砚台到达流放地新疆,历经风雪万里而不弃。后来又亲笔在砚台上刻写题诗曰：“定庵贻我时晴妍,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

林则徐如此珍惜龚自珍的赠品,如此赏识龚自珍的“宏远”的“谋识”和“深切”的“关注”，可见他们在对待国事大政和朋友亲情方面,是多么的心心相印!

龚魏齐名别“衰世”

魏源比龚自珍小两岁,是湖南邵阳人。龚魏二人,出生于所谓“康乾盛年”的终端,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起点。他俩几乎亲眼目睹了“盛世”下滑的整个过程,对“衰世”有着共同的刻骨铭心的体会。

他俩是踏着末世的挽歌而来的哲人。龚自珍首先提出了“衰世”的概念。他认为,世道有治世、乱世、衰世之分。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吃喝玩乐。表面灯红酒绿,歌舞升平,骨子里却失去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他们要用自己的呐喊,惊醒全社会,告别“衰世”。

1819年,龚魏二人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气味相投。1826年，二人同时参加会试,双双落第。欣赏他俩才学的考官、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伤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

他们的关系自此日趋密切,书信往来不断,而且时有见面。他俩曾共赏塞上风光,又与林则徐等京城士人多次聚会，研讨学问,议论时政。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们就已经预感到英国将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行侵华之举。他们主张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严禁鸦片,抵抗侵略。他们都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走革新救国之路。

1841年8月,龚自珍应魏源的书信邀请,到扬州相聚。就在这一次,龚魏二人对榻倾谈,龚自珍知道魏源受林则徐之嘱,正着手编《海国图志》,特别高兴，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学问。

“马坡巷外立斜阳”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对宦海深为厌恶的龚自珍辞职南下。他不带眷属,独自一人，雇了两辆车,带着他的百卷诗文，悄然离开北京。

路经扬州时,他与挚友魏源见了一面,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绝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乡杭州,他感触万端地写下了“马坡巷外立斜阳”的诗句。这“立斜阳”或许就是他对自己一生处境的形象描绘。

是呀,睁开眼睛看世界,落日西沉,这“衰世”即将走到尽头。他将为这个不死不活、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了的衰迈文明画一个句号。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1841年8月5日,在扬州与挚友魏源相聚以后,龚自珍回到当时栖身的丹阳书院。孰料仅仅七天后,这位由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竟在丹阳猝然离世。终年50岁。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同版本都说他被人下毒。

龚自珍死的那一年,正是英国大炮轰开国门、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随着龚自珍的死,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文明时代徐徐落下了帷幕,而魏源等人,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开始了告别“衰世”的各种具体努力。

龚自珍慨然论天下事,开一代之风气。其思想犹如电光石火,虽不能照亮幽暗的专制夜空,但毕竟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可贵的火种。1843年夏天,龚自珍的儿子到扬州请魏源编定龚自珍的遗作,这就是《定庵文集》12卷、《外录》12 卷，其序言出自魏源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