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74岁在香港逝世后，无论是在解放区的延安,还是在国统区的重庆、以及香港等地，社会各界都举行了广泛的追悼活动。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千人追悼大会上，撰写了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蔡元培先生一生的总结。

一、入主北大，整顿学风

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行前，多数友人均劝他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说腐败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

辛亥革命前的北大，原名“京师大学堂”，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足的学府。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本身即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不小:有的死守本分,不容有新思想。学生多是官僚大地主的子弟,有极少数一年要花费5000银元;至于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而只能到此读书求学的穷学生是没有地位的。

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学生中流行“结十兄弟”的风气，10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9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若官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只能培养贪官污吏。

到校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蔡元培行礼，他也恭恭敬敬地脱帽回敬，这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使校役和学生大为惊讶。

蔡元培逐步开始整顿校风校纪,将不学无术的中外教师辞退。有一位英国教员被辞退后，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蔡元培谈判，蔡先生宁可白付他一年的合同工资 ,也不让他在校授课。朱尔典出去后威胁说:“蔡元培不要再做校长了”，蔡先生一笑置之 。他不为强权所屈的气概,令人钦佩。

经过改革后，1918年,全校2000多位教员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甚至还有二十七八岁的教授，给北大带来了朝气，也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开辟一块沃土。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于教员的任用，以学问为主旨，只要所授课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听其“自由发展”。如北大革新一派陈独秀、鲁迅等既有过激之言，“苟于校课无涉,悉听自由”

他力倡“允许20岁以上的学生自由参加政治活动”，并奋力疾呼:“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由此,也培养出了中国革命史上批批思想家和领导者。

改革后的北大,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极盛。毛泽东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也参加了由蔡元培任会长的新阳研究会和一些学者组成的哲学研究会，探讨治世救国之道。

十月革命后，北大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李大钊率先登坛讲授唯物辩证法传播真理。胡适、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代表着北大的主流:同时，梁激淇、刘师培、辜鸿铭(拖着辫子的皇权主义者)等人，因其学术上造诣深厚，自成一家，虽然政治上保守、落后，但也被蔡元培请来授业解感。

梁漱溟曾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印度哲学的文章。蔡元培看后，认为“也是一家之言”，破格请他到北大教书。在使用人才上，蔡元培不拘一格，而与梁激溟年岁相差无几的冯友兰，那时还是北大学生。

三、 在新文化运动振臂疾呼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以打倒古文学提倡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他们所倡民主与科学精神,近百年来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历史性的革命，北大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没有蔡元培那样崇仰法国革命、主张学术自由、实施民主教育的校长，为胡适、鲁迅、陈独秀一辈人提供了北大作为他们传播思想的讲坛,那么五四运动就不会如此自由地发展。

五四后，北大开文明风气之先，破例招收9位女生,冲破了男女不同校的禁律，这在北京乃至全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那时，王昆仑的姐姐王兰，因病失学在家,很想去北大学习。时为北大学生的王尾仑找到蔡校长。蔡先生间:“她敢来吗?"王说:“敢!”蔡先生说:“可以来试试!”于是，王兰成为第一个进北大学习的女生,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值得提上一笔的。

蔡元培第一个提倡以美学代替宗教、反对封建迷信和个人迷信;提倡改文言文为白话文，虽然他自已早年曾是翰林出身，但却竭力倡导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由于中国教育普及程度太低，他把办一座好的大|学，为中小学提供优秀教师视为自己的事业，多次出国留学考察法、德等国的教育制度。由于 他提倡革新与进步，触及了北洋政府一些官僚的利益，他们欲加害于他，使他数度悲愤欲辞去北大校长一职，终因学校教师及社会各界主持公道的正义之声，而迫使那些昏聩官僚不得不罢手。

四、学者风范、名垂青史

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20岁前后中了举人,接着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他日常性情温和,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

师生几乎每天都能和他见面，教师和学生有事请他帮助，每每有求必应。这样的为人，在政客充斥的社会里并不多见。

这位在科举时代极负盛名的才子，数度出国留学，在中国过渡的历史时代，身兼东西文化之长,堪称一代宗师。

虽然,他的工资并不低，但生活清贫,而钱总是义务捐赠,救济各种需要帮助的人了。

抗战时期，他举家迁到香港，那时的月薪为法币，兑换成港元，已为数不多了,常常入不敷出,生活连当地的苦力都赶不上。但他安贫乐道,绝不肯屈节于豪门贵贾，身患严重营养不良症，每次生病都得不到彻底治疗，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1940年3月5日逝世于香港。

他为公众服务数十年，而身后极为萧条,医院医药费1000余元无法付给，衣衾棺木费用，都由朋友代筹,后国民政府发给治丧费5000元。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不可忘了蔡元培先生在高等教育改革中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