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是什么朝代？ 大清唯一的世界首富被吸血的一生

1826年，大清道光六年。

这一年，一位不仅在帝国内部，而且被当时的西方人敬奉为传奇人物的58岁富豪伍秉鉴（1769—1843），在广州宣布：

老爷子我，要退休了。

但，当吸血虫吸饱了血的时候，它就要遭到反噬了。

19世纪初期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伍秉鉴的祖上从清朝初期移居到了广州，伍秉鉴这一代已是移民的第六代。此前，伍氏家族一直默默无闻，到了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才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1792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钧（伍秉鉴二哥）创办了怡和洋行，然而1801年，伍秉钧壮年去世。也就是这一年，33岁的伍秉鉴从伍秉钧手中，接过了怡和洋行的家业，由此开启了创造一个商业帝国的惊人历程。

尽管父亲和哥哥为伍秉鉴留下了事业的基础，但伍家在世界商业史上的真正起步，却是源自伍秉鉴的创造。

伍秉鉴生活的年代，清廷闭关锁国，只允许在广东进行一口通商。而作为千年商港和广东省会，广州就是那个唯一的通商口岸，由此成为全世界商人趋之若鹜的商业沃土。这种感觉，有点像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香港，一个能诞生首富的地方，一定是天时、地利兼具。

1757年，清廷宣布仅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并且对外贸易的特权，还被清廷特许经营的少数商行所垄断把持，这就是后来俗称的广州十三行。

少数几家商行，却垄断了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其中的利润空间可想而知。

伍秉鉴接手经营的怡和洋行，作为十三行的重要代表，通过经营茶叶出口等垄断性贸易，由此迅速崛起，一颗帝国巨富之星冉冉升起。

广州十三行。

商海厮杀，做任何生意，都比不上做垄断生意有“钱景”。

在联合官府进行垄断经营多年后，伍秉鉴的生意不仅在国内，且扩张到了世界范围。

通过代理人，他甚至投资了美国的铁路生意，并广泛参与美国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他还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赫赫有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可以说，在清朝中期，他是大清帝国绝无仅有的具有世界意识的大商人。

1834年，伍秉鉴曾经提起他个人的财富。经过计算他在国内的田地、房产、商铺、钱庄、货物和现金，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伍秉鉴说，他拥有多达2600多万白银的资产。

作为对比，当时，整个大清帝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才4000万两白银。

尽管富可敌国，但他的生意，却始终以品质和诚信为重。在当时，广州十三行中也有其他行商经营茶叶贸易，但从伍秉鉴的怡和洋行出品的茶叶，只要贴上“怡和行”的标志，立刻会被外商认定为最好的茶叶，价格也水涨船高。

对于生意伙伴，伍秉鉴也讲究共赢共富，由此赢得了行商们的一致敬重。

有一年，他从洋商处获得了一笔百万大单。正当大家都在议论怡和洋行又要狠发一笔的时候，他却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请来一起吃饭，然后宣布，这笔生意要和大家一起做、一起发财，引得其他行商震惊不已。

对于老外，他也颇有情义。

美国商人索萨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多银元，由于无力偿还，被清廷禁止离开中国。听说这件事后，伍秉鉴主动找来索萨，并当着索萨的面，将欠条撕毁。

伍秉鉴说，你是我的好友，你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人生总有起伏，我不要你的钱，你快回国去吧。

由于诚信经营，待人厚道，伍秉鉴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大，他的商业口碑也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

伍秉鉴通过经营垄断贸易积累财富。

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在《鸦片战争》一书中说，到1834年，伍秉鉴不仅是广州行商最重要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首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专辑，统计过去1000年里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个是中国人，依次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而这六人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就不用说了，刘瑾作为明代的巨阉太监，和珅作为乾隆身边的第一权臣，宋子文作为曾经的国舅，可以说，国外公认的中国六个世界首富中，只有伍秉鉴一人，是彻底的商人出身。

但要注意的是，他虽然是首富，但他仅仅，是个商人而已。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态中，作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垫底者，商人永远是最为卑微的阶层——哪怕你贵为超级富豪，也是如此。

因为帝国的生态，不会因你而变。

商人永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那个阶层。

伍秉鉴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在帝国官员和政治生态面前的卑微地位，被当时的欧美人观察得非常透彻。

伍秉鉴的同时代人、英国人约翰·巴罗说：“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

英国人岱摩，对于中国商人的这种卑微感，印象十分深刻，他说：

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岱摩注意到，大清帝国的富豪和商人们，在官员面前，眼光仅仅只能到达他的“第九粒扣子”。而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领口是第一个，第九粒扣子的位置大家可想而知。帝国商人们的卑微感，哪怕贵为首富，也仅仅只能如此了。

超级财富来自垄断性的贸易，而垄断性的贸易，自然需要政治的加持。

所以，为了维持这种垄断贸易地位，继续当上十三行的行商，大把撒钱，自然是伍秉鉴的第一选择。

据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各种私底下的贿赂及送礼。

在政治和官员面前的自卑，使得清朝的富豪都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捐钱买个虚职的官衔，然后穿下官服过过瘾。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伍秉鉴的画像，都有他穿着官服的样子——通过捐钱，他买到了一个三品官员的虚职。

所谓“商而优则仕”，不仅仅是商人心理自卑的表现，更是寻求政治加持和保护的密码。这个秘密，中国商人信奉的经验是：“平常人我不告诉他！”

或许是在大清帝国的商海和政治博弈中觉得太累了，从1801年33岁时接过怡和洋行的家业，到1826年58岁时宣布退休，伍秉鉴本以为，家族的生意可以一帆风顺地经营下去，然而他还是太低估了人生和政治的风雨。

穿着官服的伍秉鉴。

就在伍秉鉴宣布退休后的第五年，1831年，作为怡和洋行接班人，伍秉鉴的儿子伍受昌受了英国人的委托，请求清廷允许英国商馆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

没想到的是，时任广东巡抚获悉此事后勃然大怒，并表示要将伍受昌处死，这把作为首富之子的伍受昌吓得浑身哆嗦，当场下跪磕头求饶。当时一起在场的粤海关监督，平时收了伍家不少好处，也帮着一起求饶，伍受昌才逃过一劫。

两年后，1833年，伍受昌不幸死亡，死因不得而知。退休多年的首富伍秉鉴，在65岁这一年，饱经了丧子之痛。

不得已之下，伍秉鉴选用了自己的第五个儿子伍崇曜作为接班人，而自己也在宣布退休后，却仍然不得不经常为家族的生意站岗、撑腰。

一个首富，哪里是他想退，就能退的？

前面说过，一个首富的诞生，必须拥有天时、地利，再加人和。然而，伍秉鉴和他的家族，正在失去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得益于鸦片战争前清廷闭关锁国，以及广东一口通商的政策，伍家的怡和洋行将垄断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在伍秉鉴他退休后，随着欧美商人对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越发不满，一场政治风暴和战争正日益迫近，并即将无情地裹挟伍氏家族。

这个大清帝国的首富家族，迎来了鸦片战争的前奏——虎门销烟。

作为大清帝国和外商的中介代理人，十三行的行商们，平时也需要为自己所负责对接的外国商人们在华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担保。而为了牟取暴利，19世纪初开始，大量外国商人夹带鸦片入华售卖，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在此情况下，由林则徐发起的虎门销烟运动，也即将拉开帷幕。

林则徐虎门销烟。

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对广州十三行中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接班人伍崇曜）进行了开刀问责，并要求伍崇曜必须勒令洋商们交出鸦片进行销毁。

洋商们哪里肯？无奈之下，伍崇曜求爷爷告奶奶，让洋商们交出一些鸦片做做样子，加上自己又从洋商手里买了一些，这才凑了1037箱鸦片上交给清廷，希望能结案了事。

林则徐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十三行的行商们，与英国商人串通一气欺诈朝廷。

1839年，林则徐下令将伍崇曜收捕入狱。同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强势进行销烟。

尽管在上下各路打点下，伍崇曜最终获释，但怡和洋行在洋商中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捐钱买了个三品官衔的伍秉鉴，终于认识到了，他一生极力想触摸，却又始终遥不可及的政治威力。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封锁了珠江口。一位美国商人写道，在听闻鸦片战争爆发后，已经72岁的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伍家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希望和平解决的努力终于失败。

然而，能成为首富的商人，自然有着清晰的头脑。

在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后，伍秉鉴迅速捐钱出力，希望清廷能够获胜。因为他明白，一旦战争失败，清廷被迫开放门户后，广东一口通商的独特优势，以及十三行的行商们所赖以发家致富的垄断性贸易，也必将崩溃瓦解。

1841年5月，英军直逼广州。为了阻止英军，奉了广东当局之命的伍崇曜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谈判，最终双方签署了《广州和约》，约定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以外；清军则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向英军交出600万元赔款。

这笔赔款中，200万元由十三行行商出资，其中伍秉鉴家族出资最多，共出了110万元。

因为参与议和，伍秉鉴及其儿子伍崇曜，从此戴上了“汉奸”的帽子。

1842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彻底失败，被迫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的条款之一，就是清廷必须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为了筹措这笔巨额赔款，清廷勒令伍秉鉴，逼他交出了100万元帮助向英国人赔偿。

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发生大火。

而首富家族的灭顶之灾，才刚刚开始。

比被勒捐更为致命的是，随着清廷的战败，广东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被废除。在英国人的要求下，除广州外，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

五口通商局面的出现，加上《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在华做生意必须经过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规定（也就是说，外商从此可以跟任何中国人做生意，无需行商做中介了），各种垄断特权的消失，使得伍秉鉴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垄断贸易地位一去不返。

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和商业垄断特权，伍秉鉴的首富家族，被迅速打下神坛。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月，1842年12月，伍秉鉴在写给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说：

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名曾经的世界首富，在政治和战争的风雨中，已经心力交瘁。

发出这封信半年多后，1843年，75岁的伍秉鉴在大清帝国的风雨飘摇中撒手人寰。

他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逐渐崩溃瓦解。他本以为退休后就可以安享的晚福，直至他死，也没有到来。

寄生于贸易特权的吸血虫，最终也被吸干了血。即便贵为首富，他也只是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一只变形的虫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