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起步较早，自20世纪20年代伊始，中外学者即在此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发现有彩陶片、磨制石器等实物，但数十年来的进展不大。

近年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岷江上游地区开展了全面、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了突破性进展。

近年岷江上游新石器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收获

四川茂县县城所在的河谷冲积平原不仅是岷江上游地区的地理中心，而且是该地区面积最大的平原，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取水便利，扼上下交通之咽喉，历来是人类定居生活的理想之地。

2000年以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管所、茂县羌族博物馆联合在此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考古调查。

发现了营盘山、波西槽南、波西槽北、金龟包、波西台地、上南庄、勒石村、沙乌都、马良坪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采集点。

这些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多数被晚期的石棺葬叠压或打破。

在对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的数次调查和发掘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包括各型房屋基址20座、人祭坑8座、灰坑120余个、窑址3座及灶坑12座等。

2002年又对茂县波西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现有灰沟等遗迹，出土陶器、石器等遗物近百件，从陶器尤其是彩陶器和细泥红陶器的特征来看，该遗址下层堆积的时代应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阶段。

同年对营盘山遗址进行环境调查时，在隔江相望的北面新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沙乌都遗址，从采集的陶片来看，不见彩陶及细泥红陶。

花边口沿装饰的夹砂陶器、瓦棱纹泥质灰白陶等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同类陶器非常相似，与营盘山遗址主体遗存的差异明显。

本次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是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目前基本确认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之一。

其周围还分布着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遗址群。

营盘山遗址堪称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其面积近10万平方米，是该地区目前已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类

数年来岷江上游尤其是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群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初步展现了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变的基本过程。

依照出土遗物的面貌，可将营盘山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群内的遗址分成三类：

第一类：以波西遗址灰沟02G1为代表，调查发现的此阶段的遗址有数处，以茂县波西遗址为代表。

波西遗址位于茂县凤仪镇平头村波西组，地处岷江西岸二级台地之上，高出岷江河床约100米，西距沙乌都遗址约500米，西南与营盘山遗址相距约1500米，东与县城隔江相望。

遗址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第一层为耕土，第二层、第三层均为唐宋时期的地层，第四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第四层下发现灰沟02G1。

02G1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两类，其中石器有器体宽扁的磨制石斧、打制石网坠、磨制石环等。

陶片的陶质陶色包括细泥红陶、泥质褐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夹砂灰陶等类；纹饰有弧边三角纹彩陶、斜向及交错线纹、绳纹、附加堆纹、弦纹、压印花边口沿装饰、戳印纹等。

器形包括弧边三角纹彩陶敛口钵、细泥红陶尖唇钵、双唇式小口瓶、侈口罐、溜肩罐、高领罐、碗等。

第二类：数量较多，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通过发掘对遗址平面布局分区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其中部地带发现较多的柱洞、基槽等房屋基址和窖穴类遗迹，应为居住区。

遗址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包括房屋基址、人祭坑、灰坑、灰沟、窑址、灶坑及广场等。

灰坑的大小规格各异，平面形状包括不规则形、圆形、椭圆形、长方形、扇形等种类，底部多较平整，坑内填土大多为灰黑色土。

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涵大形砺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

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房址的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之分，均为地面式建筑，依面积大小可分为小型、中型房址。小型房屋基址的面积不大，多系单间建筑，平面多为方形或长方形，中型房址内有隔墙。

房址之间有叠压、打破关系，发现的遗迹现象包括柱洞、基槽、灶坑及贮火罐等，房内还出土大量红烧土块，其上可见明显的棍棒插抹痕迹及拌草遗存，推测这些房址的建筑结构采用了木骨泥墙的形式。

窑址均为横穴窑，依火道的位置及走向可分为两类：一类平面略呈圆形，窑箄、火道基本位于火塘的正上方；另一类平面略呈马蹄形，双火道向外延伸。

在房屋基址密集区和广场遗迹的硬土面之下发现了多座人祭坑，应是举行宗教祭祀等重大活动的人牲遗存。

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包括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类。陶器以手制为主，一些器物经过了慢轮修整。

其中夹砂陶可分为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以陶胎夹有颗粒粗大的片岩砂粒的陶片最具特色。泥质陶的火候均较高，尤其是彩陶片和表面打磨光亮的细泥红陶、褐陶片的硬度更高。

陶片的纹饰种类丰富，包括斜向及交错绳纹（包括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斜向及交错线纹（含交错线纹形成的菱格纹）、附加堆纹、素面磨光、彩陶。

绳纹花边口沿装饰、素面、弦纹、瓦棱纹、划纹、复合纹饰 （绳纹与附加堆纹组合成的箍带形装饰、绳纹之上饰凹弦纹）、戳印纹、捏塑与刻画相结合的人面像等。

陶器以平底器和小平底器为主，有少量矮圈足器及个别尖底器，器形包括侈口罐、深腹罐、碗、钵、高领罐、盆、瓮、带嘴锅、缸、宽折沿器、瓶、纺轮、陶球、穿孔器等。

磨制石器包括斧、锛、长方形穿孔石刀、凿、砺石、穿孔石片等，其中既有器体厚重、宽大的斧、锛，也有器体小巧、磨制精细的斧、锛、凿。

玉器包括环镯形器等装饰品、璧形器、仿工具及武器类的斧、锛、凿、穿孔刀、箭镞等。细石器包括大量的石叶、石核，质地以黑色及灰色半透明的燧石、白色透明的水晶及白色石英为主。骨器包括簪、锥、针、削、箭镞等。

第三类：以新发现的沙乌都遗址为代表，沙乌都遗址位于茂县凤仪镇水西村，地处岷江北岸三级台地以上的山脊地带，高出岷江河床约300米，与营盘山遗址隔岸相望，二者间的直线距离不足800米。

在沙乌都遗址发现灰坑断面一处 （编号02SMSHl)，出土及采集陶片的陶质陶色包括夹砂灰陶、夹砂褐陶、泥质灰陶和泥质磨光黑皮陶等类，不见彩陶和细泥红褐陶。

纹饰有绳纹、瓦棱纹、较细的附加堆纹（表面油饰压印纹）、绳纹及锯齿状花边口沿装饰、戳印纹等：器形包括侈口罐、溜肩罐、喇叭口长颈壶形器、钵、带流器等。

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本土化

以波西遗址02G1为代表的波西下层遗存为第一阶段（年代可上溯至距今6000年前后），受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强烈影响，外来文化因素占据主体成分，此类遗址的规模不大。

庙底沟类型时期是仰韶文化实力最为强盛的阶段，向外拓展的扩张势力远大于其他阶段，庙底沟类型遗存在较为广大的范围内均有发现，波西下层遗存的出现应是仰韶文化对外传播的产物。

发展到以营盘山遗存为代表的第二阶段 （距今年代约在5300—5000年间），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进入一个较为繁盛的时期，出现了营盘山遗址这类大型的中心聚落和姜维城遗址这样的中型聚落。

并出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人祭坑、公共活动的中心广场、各型陶窑址及中、小型房屋基址等较为丰富的遗迹现象，并出土有陶塑人像、做工精细的玉器等为数甚众的高规格遗物。

在以“波西下层遗存”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纳入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文化系统之中。

以营盘山遗存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还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以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有着一定程度的亲缘关系。

而“沙乌都遗存”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本土化特征则已十分明显。

第二阶段岷江上游的地方文化特色也开始突显，包括木骨泥墙的地面房屋建筑、胎中有粗大颗粒的夹砂陶器、陶器表面在绳纹或线纹之上装饰泥条附加堆纹或凹弦纹的箍带状纹饰风格。

矮圈足陶器、器体甚小的斧锛凿类磨光石器、燧石细石器等内容的本土文化因素，在比例上渐渐超过外来文化因素。

营盘山遗存以彩陶器、细泥红陶碗钵类器型为代表的一组文化因素虽然是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但包括陶泥和烧制方法等种种特征表明这些陶器多是岷江上游本地生产的产品，因此，这一组文化因素实际上成了营盘山遗存文化内涵的组成部分。

以沙乌都遗址主体遗存为代表的第三阶段 （距今年代约在4500年左右），则表现出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不见烧制火候较高的彩陶器及细泥红褐陶器，却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

结语

这三个发展阶段之间虽然还存在较大的缺环，但以夹砂褐陶绳纹花边侈口罐、泥质灰陶瓦棱纹器等内容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因素呈现出不断壮大的发展趋势，而以彩陶器和细泥红陶器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因素所占比例却不断缩小直至消失。

这一趋势展现了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中的本土化历程。